新中国音乐的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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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对外交流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我国的音乐艺术事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50年代的稳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破坏，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空前繁荣，每一步都印记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步伐，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

音乐是最具有国际性的艺术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广大的音乐工作者一方面大力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民族音乐;一方面积极引进外国健康、进步的音乐艺术，博取众采，为我所用。早在30年代，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教育家肖友梅、黄自，为了解和掌握西洋音乐的表现形式，赴欧美各国实地考察，回国后在自己创办的学校推广西洋音乐的教学体制。此外，还聘请了一批水平较高的外籍音乐专家来国内任教，培养音乐人才。新中国成立后，音乐作为重要的艺术门类，以崭新的面貌，跨进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行列，一方面积极引进外国的音乐教育专家和派出留学生，迅速培养音乐人才;另一方面则邀请许多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国家的音乐团体、音乐家来华演出，使得许多优秀的外国歌曲特别是苏联的革命歌曲在我国广泛传播。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封闭期后，新中国的音乐对外交流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音乐交流内容广泛，丰富多彩，我国一批优秀的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走出国门，向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展示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成果。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团体和音乐家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国的舞台上，传递着当代音乐最新发展的讯息。通过音乐交流，在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心间架设起友谊的桥梁。

第一节 音乐对外交流的稳步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逐步开展和日益扩大的时期。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中国派出了一些音乐团体和音乐家到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国家访问演出，与各国音乐界同行互相交流学习，促进了我国与各国音乐界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郭兰英、王昆就是新中国最早一批出国开展音乐交流活动的著名艺术家。建国后，为了发展文化艺术事业，我国相继成立了一些国家级艺术院、团，为进一步开展音乐国际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因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国的音乐艺术事业同样面临着人才匮乏的问题，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加强了艺术教育工作。因此，这时期的音乐国际交流比较充分地体现在音乐教育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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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为了加速培养音乐人才，以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学院决定全面引进苏联教学模式。从1954年开始，中央音乐学院按照不同的专业，有计划地大量聘请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来学院授课。在教学上采取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教学大纲及各学科的教材都是从苏联的音乐学院照搬过来的。1954年5月，中国作曲家吕骥和音乐理论家张洪岛参加了“中苏友好代表团”，对苏联音乐教育进行了系统考察，并访问了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1954年1月，第一任苏联声乐专家普•梅德维捷夫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随后，苏联指挥专家巴拉晓夫、苏联作曲家阿拉波夫•古洛夫、苏联音乐史专家康津斯基和别吉章诺夫、苏联小提琴专家米基强斯基和马卡连科、苏联钢琴专家塔图梁和克拉芙琴科、民主德国小提琴专家舒尔茨、民主德国钢琴专家浪盖儿、捷克斯洛伐克大管专家鲁多尔夫•科莫斯罗斯、双簧管专家赫鲁斯•维捷西拉夫、匈牙利小提琴专家戴阿克、保加利亚声乐专家切希斯古来等相继受邀来院任教。这些外国专家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按专业分到各系任课。一般担任一至二年的教学工作。各系由外国专家任教的为专家班，学院中的优秀师生都集中在专家班学习。同时，为扩大专家教学的影响，中央音乐学院接纳了国内各音乐院校、艺术团体选派的教师、演奏员进入专家班。

与此同时，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成为南方音乐教育的中心。留法期间被誉为“中国之鸳”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曾留学法国的作曲家丁善德教授、曾赴英深造的陈又新教授、留美回国的夏国琼教授以及赴英、法留学于1954年回国的吴乐懿教授等一批留学归来的音乐家成为各系教学骨干。1954年，在文化部的安排下，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聘请了各类音乐专家加强师资力量。1954年9月，学院专门设立了“专家工作组”，负责外国专家的教学和生活安排。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谢洛夫（苏联，钢琴)、考尔拉切克(民主德国，小号)、德米特列夫斯卡娅（苏联，基本乐科)、契尔金（保加利亚，声乐）、迪利济也夫（苏联，指挥)、施瓦兹(民主德国，竖琴)、比利捷(苏联，小提琴)、鲍莱克（捷克斯洛饯克，长笛)、基洛娃(保加利亚，声乐)等来院任教。

南北两所音乐学院的外国专家在任教期间，不仅系统介绍了西欧古典音乐、俄罗斯古典音乐及苏联、东欧各国现代音乐的概貌，还在音乐理论基础、技能训练、艺术修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传授和培训。这些专家当时除了担负教学任务外，还经常举行音乐会作示范演出，开设专题学术讲座，与院里的教师座谈，并对各专业教学方案、各门专业课教学大纲的制订，结合中国院校的实际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向各学科全面提供了苏联音乐学院各类专业的教材。这些专家从教学经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传授直至教学态度，赢得了我国师生的普遍好评和尊敬。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为中国音乐教学的发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新中国音乐人才的迅速涌现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些在专家班学习过的师生，后来在学院和各个音乐领域、团体都发挥了骨干的作用。中央音乐学院经过专家帮助，建立了音乐学、指挥、基本乐科、歌剧、室内乐等新的专业。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音乐学院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并将演奏会作为教学的一个环节，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多数学生学习完毕，立刻成为演出团体的新生力量。

音乐学院大量聘请苏联、东欧各国音乐专家充实师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事业的需要。但也正是由于全面吸收了苏联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可避免产生了另一种负面效应，即受到文艺方针的制约，对现代西方各国的音乐发展及音乐教学的有益经验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马思聪、黄飞立这些想归国做出贡献的音乐家们，在当时的气氛下，只好放弃自己已掌握的西方音乐教学方法，重新在苏联专家的课堂里进行补课，重新学习苏联的一套教学模式，然后用苏联的教育方法教授学生。这种得不偿失的作法，后果是让一代音乐人才在音乐技巧和修养方面留下了一块空白。在音乐风格的演绎中都承袭了俄罗斯和苏联的传统，限制了音乐人才的艺术视野。由于对西方音乐的陌生，限制了音乐人才走向世界乐坛的多种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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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迅速培养出一批音乐教学骨干，国家在聘请外国专家来国内任教的同时，又采取了输送留学生的办法，有计划地选派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各国学习。中央音乐学院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就派出作曲、音乐理论、钢琴、竖琴、管风琴、小提琴、大提琴、木管和声乐等专业留学生共25人。1952年7月，吴祖强（作曲)、郭淑珍（声乐)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批派出的留苏学生;1953年又派出杜鸣心（作曲）、黄晓和(小提琴、音乐学)赴苏留学。他们都在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攻读。1954年派赵维俭(小提琴)赴罗马尼亚齐•波隆贝斯库音乐学院，派王永新(长笛)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高等音乐学院留学。1956年派赵宋光(音响学)赴民主德国，派吴天球和包桂芳(声乐)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国立音乐学院，派于润洋(音乐学)赴波兰华沙大学，派美利其格赴苏联留学。1960年又派林耀基(小提琴)、盛中国(小提琴)、左因(竖琴及管风琴)、刘诗昆(钢琴)和郑小瑛(指挥)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同时还派殷承宗、赵屏国(钢琴)以及白宇(双簧管)、朱同德(长笛)。陈根明(圆号）、何复兴(单簧管)赴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留学。1962年继续派出韩里和朱丽（小提琴)赴苏联，派李春光(音乐理论)赴朝鲜留学。中央音乐学院派出的留学生经过几年在国外的刻苦攻读，大多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如吴祖强、郭淑珍1958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均获优等生毕业文凭。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绝大部分留校任教，成为教学骨干。50年代。国内其它音乐院校也相继采取了派出留学生的办法，为学院今后的发展积累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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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系统学习苏联音乐教育的经验，国内音乐理论家开始着手大量翻译国外的音乐理论技术专著。白手起家，几年光阴，我国的音乐资料便有了丰富的库存。在资料搜集方面，中央音乐学院侧重于苏联的专著。1953年3月，中央音乐学院加强编译室力量，朱世民出任主，1954年10月又成立了外国专家办公室。为配合苏联专家的教学，编译室翻译了大量的苏联音乐书籍和苏联音乐学院教学大纲，如《苏联音乐发展道路》、《俄罗斯音乐家论西欧音乐》、《俄罗斯音乐史》(十九世纪中期)、《苏联音乐美学问题》等。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组建不久就成立了音乐研究室，公开招聘择优录取了六名精通外语并具有广博学识的人员，在研究室内成立了编译组。在院长贺绿汀直接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翻译出版了音乐理论技术丛书和音乐历史传记丛书，以及其它音乐论著、管弦乐辞典等书籍。其中包括温斯顿的《和声学》、斯波索宾的《音乐基本理论》和《音乐基本理论习惯》、迦特纳的《作曲法》、雷曼的《和声分析》、普劳特的《曲体学》、马德莱•理查森的《调式及其和声法》。戈登•雅克的《管弦乐法》，以及罗曼•罗兰的《韩德尔传》。奥塔卡希涅菜克的《德沃夏克传》等。上述译著为50——60年代的高等音乐教学、科研及音乐的社会普及工作都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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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学院内经常举办音乐会，已形成风气。1956年，应文化部苏联总顾问的邀请，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班的学生在北京作汇报演出，声乐系由苏联专家帮助排练，公演了歌剧《奥涅金》，第一次用中国的语言介绍外国古典歌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0年代，由国家派出的音乐工作者主要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交流，参加国际音乐节等各种演出活动，这对我国音乐的发展、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51年5月，马思聪、喻宜营、周广仁、杜鸣心等组成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参加“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同年5月，缪天瑞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的创作》的发言。7月，吕骥又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波兰。随后几年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我国都有代表去参加。1956年，汤雪耕等到苏联对“嗓音治疗”问题进行了考察。回国后，他们在音乐院校中建立起第一所嗓音治疗室。50年代，苏联及东欧的音乐家纷纷来中国演出，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却打开了接受外来音乐艺术的窗口。仅在1958年下半年，就有苏联人民演员、男中音歌唱家谢尔盖•沙波什尼科夫和功勋演员、钢琴家李赫特尔、苏联红旗歌舞团、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歌舞团、罗马尼亚军队歌舞团、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相继来华演出，受到了热情欢迎。

50年代起，我国派出选手多次参加各种国际音乐比赛。选手们分别在声乐、管乐、钢琴等方面频频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充分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音乐人才培养的丰硕成果。此外，著名学者马思聪先生还受聘担任了第1届柴可夫斯基钢琴、小提琴国际比赛的评委，可见，中国著名音乐家已得到世界乐坛的承认和尊敬。随着对世界音乐活动的积极参与，中国的音乐使者已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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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乐坛劫难

60年代中期，由于充实了音乐人才，逐渐显示出活力的中央各音乐团体正准备在乐坛一展风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国乐坛遭到严重的破坏，各音乐团体纷纷解散，搞西洋音乐的进入了十年不能和外国音乐有任何接触的寒冬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艺术院校也是一片荒芜。早期学校都停课大搞“斗批改”。后期恢复教学，学西洋乐器的学生只允许弹外国练习曲，国外的音乐资料全部封存。十年间与国外的音乐交流几乎全部中断。

一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著名音乐家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有的竟被迫害致死。对于音乐界，“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的劫难。莫扎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都被摒弃。早在50年代末，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民族传统音乐受到了重视，但在音乐界同时也兴起一股“左”的思潮。60年代中期，德彪西的音乐便受到了重点批判。关闭了对外交流的大门，把自已隔离在世界发展潮流之外，“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之一是使一代人丧失了属于世界的音乐财富。1972年，由著名指挥家奥曼蒂率英国伦敦交响乐团在北京举办了音乐会。1975年，著名指挥家巴阿多率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与殷承宗合作，在北京演出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同时也演奏了世界作曲大师们的作品。在艺术枯萎、单调的年代，这两个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的来访，给京城久已闲置的舞台，稍稍增加了一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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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音乐对外交往日益发展

1976年10月，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音乐舞台逐渐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机，艺术大门向世界敞开了，在缤纷的世界艺术面前，我们才惊醒地发现离世界乐坛落后得有多远。奋起直追，是当时百废待兴中的坚定信念和果敢行动。

一、吸收各国音乐优秀成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音乐界面临着迅速培养新人的紧迫任务。为了这一目标，我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经过探索，逐步实行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音乐教育体系的改革，明确提出“将中央音乐学院建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国际上有影响的、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学府，跨入世界专业音乐教育的前列”的奋斗目标。目前，中央音乐学院已同世界几十个国家开展了学术交流和教学交流。积极参加国际校际交流和校际合作，踊跃参加国际音乐比赛，派出学者到西方国家访问与考察，大量购置西方音乐书籍、专家资料，大胆地吸收各国音乐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加速音乐人才的培养。

当中国的音乐舞台和校园向世界敞开的时候，外国专家、艺术家纷纷来访，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渗透，对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短短的十几年间，外国艺术家来访的人数之多、专业之广，是国内音乐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些艺术家中，有的是当今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大师和各学派、流派的代表人物。来华讲学的艺术家则主要活动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著名音乐学府中。

日本著名音乐家、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小泽征尔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位来中央音乐学院访问的具有世界声誉的音乐家。1978年夏，他来华期间参观访问了学院。1979年3月，小泽征尔率领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了规模盛大的演出。访华期间，他再次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进行排练和讲学活动，并对中国民族乐器的神奇音韵表示惊讶。1979年11月和1982年9月，世界著名小提琴艺术大师梅纽因两度来华，造访了中央音乐学院。他对以后中国的小提琴手在世界乐坛上扬名给予了积极的宣传和推动。另外，小提琴大师斯特恩(1979年)、大提琴艺术大师托特里(1980年)、著名钢琴家巴都拉一斯科达威尔德和傅聪、世界十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1987年)、著名小提琴教育家狄雷等相继访间了中央音乐学院。并进行辅导或短期讲学。

外国音乐家来华讲学一年比一年增多。上海音乐学院从1979年起，接待来院参观、讲学的外宾已不下一万人次，他们分别来自英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联邦德国、荷兰、瑞士、丹麦等20多个国家。中央音乐学院的外国来访者更加频繁，作曲、指挥、音乐学、声乐、歌剧、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中音提琴、单簧管、双簧管、铜管、打击乐等专业都有外国专家辅导授课。日本、印度、菲律宾、加纳以及美国的民族音乐家也相继来华作民族音乐的讲学和演出。5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对中国钢琴艺术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的苏联钢琴教育家克拉芙琴科也在1988年底再次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

这些世界著名的演奏家、歌唱家来到中国的高等音乐学府讲学并做示范演出，使音乐院校师生直接聆听到了大师们精湛的演出和对艺术深刻、独到的见解，有利于中国音乐家的成长。中央音乐学院还于1982年分别授予梅纽因、托特里、桑刚几位大师以名誉教授的称号，授予傅聪兼职教授的称号。此外，还有不少作曲、音乐学方面的知名专家来访，如英国的葛尔教授，日本的岸边成雄、团伊玖磨，美国的胡德、美籍华人周文中，苏联的霍洛波夫院士，德国的伊依桑、阿克等。他们的来访带来了音乐创作和研究中的新信息、新方法、新技术。音乐学府中呈现出一片全面开放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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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音乐舞台不断迎接来自外国的著名音乐团体。1979年，世界级指挥大师卡拉扬率领世界一流的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演出了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卡拉扬的到来成为当时中国乐坛的一件盛事。入场券被抢购一空。演出结束后，许多音乐迷们在音乐的陶醉中久久不肯离去。

1986年秋，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来到北京，相继在北展剧场、天桥剧场和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几场轰动性的演出。北展剧场的独唱音乐会标出了当时的最高票价，可是入场券依然供不应求。演唱会当晚，剧场门口等票者云集，出现了中国乐坛上罕见的热闹景象。帕瓦罗蒂演出结束时，在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返场六次，把最动听的歌曲一次次献给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在天桥剧场演出的歌剧《波希米亚人》同样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随后，组织者不得不在原定的演出日程之外，在人民大会堂破例举办了帕瓦罗蒂的独唱音乐会。

随后不久，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的到来，受到了和帕瓦罗蒂一样的礼遇。1988年7月，多明戈与西班牙萨苏埃拉精英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最古老、最活泼的戏剧"萨苏埃拉"选段。北京音乐厅的建成，接纳了更多的外国音乐团体。1987年，世界级大提琴家马友友的独奏音乐会和协奏曲音乐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除上述著名艺术家访华演出形成了轰动性的乐坛盛况之外，另外一些音乐团体访华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欧洲共同体青年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美国大都会歌剧大使团，以及为数众多的室内乐团、音乐家小组和知名的歌唱家、演奏家等。

进入90年代，外国著名音乐团体来华演出更加频繁。在高雅音乐方面，世界大师级的钢家阿什肯那齐、阿赫里奇。小提琴家帕尔曼、穆特尔等都相继来华作访问演出。阿什肯那齐在北京音乐厅惟一的一场演出(1995年)，最高票价卖到500元，京城乐迷仍踊跃购票，音乐会达到了爆满程度。外国交响乐团的来华演出在1996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是中国的“国际交响音乐年”。著名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以色列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交响乐团等相继来华，在首都北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交响乐热潮。1997年举办了97中国国际歌剧舞剧年，许多国家的音乐大师为中国观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1993年，法国浪漫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的访华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他的众多音像制品，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1995年，瑞典闻名世界的洛克塞特乐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演出，让爱好现代通俗音乐的听众，获得了现场参与的享受。1996年，同样闻名世界属于另一类型音乐的冰岛女歌手比约克在北京的演出，为国内正在发展的现代音乐界提供了交流的机会。1997年，活跃国际乐坛而且备受赞美的美籍作曲家、演奏家雅尼和他的乐队来华演出，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让中国音乐界和听众大开眼界的，还有从1993年开始，每年一度的国际爵士音乐节。每届爵士音乐节，都有来自数个国家的十几支爵士乐队竞相登场，相互交流，演出水平一届比一届高，已成为爵士乐爱好者及现代音乐界的一次盛会。此外，维也纳施特劳斯家族乐团数次来华，演出施特劳斯圆舞曲专场音乐会，也给中国乐坛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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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闭走向开放，我国音乐界改变了“文革”前后长期与世界其他国家音乐发展相隔绝的状况。在大批外国艺术家来访的同时，我们也派出大量的音乐学者出外讲学和进修。80年代派出的音乐学着遍布音乐艺木发达的各个国家。他们担负的使命是更新旧有的音乐知识和经验，了解世界音乐发展现状，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在音乐教育和科研单位，被派出学习、进修的教师及科研人员，大都在完成进修任务后如期归国，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经过对各国音乐教育的考察学习，我国的音乐院校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正在逐渐摸索出一种适合国情的新的教育模式，它绝不是单纯照搬哪一国的经验，而是以一种世界眼光，审视自己的音乐现状，寻找一条尽快走向世界乐坛的道路。他们的创作和教学成绩已赢得了国际音乐界的尊重。

进入80年代，外国的音乐院校、协会、团体，常常邀请中国音乐界的知名人士前去讲学或担任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从1981年开始，中央音乐学院就有19名教师在40多次国际音乐比赛中担任评委工作。在著名的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中，几乎每届都有中国音乐家进入评审机构，1990年举办的第9届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就有中国著名歌唱家高芝兰、小提琴家杨秉荪、大提琴家司徒志文担任评委。由此可见，中国音乐家已在国际乐坛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周广仁赴美讲授《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史》并做示范演奏，使外国同行初次较系统地了解了钢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周广仁受到特别的欢迎，并获得密苏里大学斯诺教授的荣誉。近十年来，中央音乐学院专家、学者出国讲学的还有蓝玉崧、林石诚、韩里、汪毓和、王国潼、李祥霆、袁静芳、钟子林、张前等。

随着国际交往的加强，外国对中国音乐家的水平、声望加深了了解，许多中国音乐家已被收入国际名人大辞典中，著名音乐家们有些获得了海外头衔，如贺渌汀于1979年当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荣誉会员;谭抒真于1982年被旧金山音乐学院授予名誉音乐博士学位;合唱指挥家马革顺于1981年5月及1987年5月先后被美国威斯特敏斯特合唱音乐学院、美国瓦特堡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及荣誉艺术博士学位等。事实已证明，中国音乐家在改革开放时期到来之际。很快以自己的成就和声望介入到国际音乐事务中，并充分显示了在国际音乐事务中的活力和作用。

这里，有必要着重谈到著名声乐教授沈湘。80年代以来，由他教授的学生接连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中国有这样高水平的美声教授令国际音乐界惊诧。80年代初，意大利著名美声教授吉诺•贝基来华的讲学活动，曾在国内音乐界掀起了一阵美声热潮。一些演唱者和声乐学生在贝基班里初步掌握了科学的美声唱法，沈湘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美声技法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特别是他的两名学生梁宁和迪里拜尔于1984年在芬兰赫尔辛基第1届米利亚姆•海林国际歌唱比赛中分获第一名和第二名后，沈湘教授在芬兰声名大振。•1988年7月，沈湘偕夫人李晋纬应芬兰萨沃林纳歌剧训练基金组织和赫尔辛基国家歌剧院的邀请前往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讲学活动。消息传出，芬兰各音乐院校及歌剧院的教师和演员纷纷前来就教，连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声乐系的主任也前来听课。后来萨沃林纳歌剧节基金会决定，以后每年夏天邀请沈湘夫妇作为大师赴芬兰讲学。沈湘教授的成就证明中国某些学科的音乐教学水平已经在国际上名列前茅。

陈佐湟是中国第一位在国际乐坛获得音乐博士学位的青年指挥家，在美国两个交响乐团担任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原中央乐团）进行体制改革。向他发出召唤时，陈佐湟欣然回国，承担了重组国家交响乐团的重任。更名后的现中国交响乐团，实施了陈佐湟的机构设想，向着国际音乐团体的规范化管理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交响乐团第一次制定了自己的音乐演出季，也就是乐团艺术生产的年度计划，提前公布于众。陈佐湟回绝了海外乐团的丰厚礼遇。担任了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总监这一重要职务。在音乐界，陈佐湟的爱国行为已成为青年音乐学者海外学习有成回报祖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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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青年音乐家开始步入世界乐坛，他们都是在国内的音乐艺术院校，由我们自已的师资力量，经过严格的教学培养出来的。1980年，胡坤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得了第五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青年音乐选手跨入世界乐坛并取得优异成绩的第一人。随后，中国青年音乐选手在世界各著名音乐比赛中，还赢得了许多奖项，使世界对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水平有了新的认识。

8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优秀青年音乐家包括声乐、器乐、作曲、指挥、乐器制作等，在国际重大的音乐比赛和活动中连续取得优异的成绩，引起了世界乐坛的瞩目，反映了我国音乐艺术事业和音乐教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高等艺术院校逐渐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和“文化大革命”的恶梦，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中，迅速焕发出勃勃生机。许多骨干教师久被压抑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各学科的名师也在这时候涌现出来，成为名牌音乐学校的教学中坚。如胡坤、柴亮、薛伟、董昆、郭昶等在国际赛坛屡屡获奖的小提琴手，都经过著名教育家林耀基的亲自调教。他们经过名师指点后，在小提琴技艺水平上，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60年代留学苏联的林耀基教学上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材施教，对不同的演奏风格兼收并蓄，了解每首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而准确表达出作品的内在意蕴。80年代，中国音乐教育的丰硕成果，在世界音乐赛坛得到了充分体现，年轻乐手们创下的佳绩，在中国的音乐史上是空前的。

中国青年音乐家在世界乐坛崭露头角并不只局限在音乐赛场上，还表现在出国留学并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出国留学成为许多音乐学生一条继续深造的途径。他们在国内接受训练，掌握了较高的演奏演唱技巧，可是对作品艺术风格的体现，却不得要领或苍白无力。一方面是文化修养方面的欠缺，另一方面是对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创作背景了解不够。出国留学后，对音乐作品的艺术风格有了更真实的体验和更深刻的理解，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艺术上有重大的突破。有的已进入重要的音乐团体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如指挥家邵恩、吕嘉、水兰等都在海外的重要音乐团体中担任了指挥职务。梁宁、迪里拜尔在国外歌剧院担任了主要角色。男中音傅海静己跻身世界名流汇集的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以世界优秀歌唱家的身份往返世界各地开演唱会或在歌剧里扮演重要角色。孔祥东以青年钢琴家的身份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另外还有大批的青年演奏家散布在西方的各类艺术团体和艺术院校中。据粗略统计，自80年代初至今，或公派或自费，学习音乐的青年学者及留学生人数不下5000人，而在国际乐坛上崭露头角的各类音乐人才约有50名左右。

目前，国内乐坛的活跃，对海外华人音乐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在国际上取得卓越成绩的音乐家纷纷归国举办音乐会，如傅海静、迪里拜尔、孔祥东等。他们在国际乐坛上的日趋活跃，已成为中国音乐家的一种荣誉和骄傲。特别是在世界乐坛上，出现了一批来自中国的年轻作曲家，他们在东方人文精神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之间，寻求着相互的配合和超越，并且以一批批逐渐成熟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些作曲家主要有谭盾、瞿小松、周龙、陈怡、叶小钢等。从1977年到1982年，他们同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以后在美国留学，边学习边创作，作品常在音乐会上演出或在作曲比赛中得奖。这些作曲家中，谭盾是成就最为辉煌的一个。他几乎在所有国际重要的作曲比赛中获得过大奖。他的音乐创作收获颇丰，东方楚文化的意蕴一直是他音乐创作的灵魂，不管音乐技法如何更迭，他都在极力探索、体现着人和自然干丝万缕的联系。他创作出一部恨据屈原诗作改编的歌剧《九歌》，在林肯艺术中心上演，后组织起由海外华人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举办了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他还研制出一批陶制的新型乐器，不断从事音乐创作和演出形式的试验，使他成为国际作曲界名副其实的先锋人物。目前，谭盾在世界上已树立起重要作曲家的地位，一些著名音乐团体纷纷邀请他谱写新作，德国、日本的唱片公司都出了他的作品专辑，欧洲一些乐队也聘请他亲自指挥演奏他的现代作品。

一些当代世界作曲大师评价来自中国的年轻作曲家们，正给世界乐坛带来一种东方的生机和活力。尽管从事严肃音乐，在西方同样困难重重，但中国作曲家通过艰辛的努力，已在世界乐坛上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叶小钢1987年进入作曲教学水平世界一流的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继续学习作曲。学习期间，他开始接受世界各地邀约，创作了不同题材的作品，并参加各种类型的国际性艺术活动。其中有大型舞剧、交响乐和室内乐作品。这些作品分别在加拿大、美国、日本、台湾地区、新西兰、英国、芬兰等地演出，受到了各国传媒的高度评价。1989年起，叶小钢续被列入英国剑桥出版的国际名人录和国际音乐名人录。1990年，他的《悲歌》获美国伊斯曼“路易斯•兰”奖;1991年，《喜马拉雅之崩溃》获美国“哈沃德•汉森”奖;1992年，《伽叶无语》获台湾省交响乐团首届作曲比赛大奖;1993年，《地平线》被选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4年，为表彰他对新音乐探索的努力及鼓励他到中国大陆继续从事创作和研究活动，叶小钢荣获了美国LI基金会颁发的学术成就奖。在国外成果频出的叶小钢，1994年初作出回国定居的决定，并走上了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他要教给学生的是新颖的艺术观念和新奇的作曲技法。音乐学院的教学内容会因为叶小钢这类教室的增多而不断更新。这也恰恰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不仅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水平，同时也为中国音乐发展提供了多种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应邀赴意大利执导了著名歌剧《图兰朵》。他把中国戏曲服装和表演技巧融合进去，使这一古老歌剧焕发出新的光彩，让西方观众耳目一新，在意大利引起很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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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在外国音乐家活跃国内乐坛的同时，我国一些音乐团体也走向世界，参加国际性的音乐活动或作友好访问演出。国际间频繁的音乐艺术交流，促进了音乐家们的相互了解，我国音乐团体也以自己的实力在国际乐坛获得了一定声誉。几年来，我国音乐团体较有影响的出访活动有:

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赴西欧六国及苏联。东欧三国访问演出。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主要由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80年代以来，在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齐佩尔、陈亮声、陈佐湟、汤沫海、邵恩的指导下，乐队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86年12月，青年交响乐团一行90人在指挥家汤沫海、邵恩带领下，首次出访了西欧瑞士、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六个国家。出访历时50天，演出了18场，在欧洲引起了轰动。中国青年交响乐团用完善的艺术、充沛的演出激情征服了欧洲的听众。在访问西欧获得成功之后，时隔不到一年，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又接受了赴波兰、民主德国、苏联访问演出的任务。从1987年11月4日至12月21日，历时48天，访问了16个城市，演出了15场，这次出访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载誉归来不久，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组成的一支平均年龄仅有16岁的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又在团长左因率领下，于1988年9月至10月到瑞士、意大利两国访问演出。吕思清、郭昶、董昆等小提琴比赛国际获奖者随团前往。他们在19个城市演出21场，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1989年1月，他们又赴澳门演出，由陈佐湟执棒，演出得到当地同胞的很高评价。

在大中学生组团出国访问的同时，一支由中央音乐学院附小12名儿童组成的“小小演奏家”演出团访问了港澳地区，从1987年2月19日到28日在那里正式演出了六场。音乐幼苗的真挚情感、纯熟技巧使听众为之陶醉、倾倒。

在我国民族音乐的推广介绍中，出访演出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形式。1979年8月，中央音乐学院在与国外隔绝了十几年后，首次派出民乐团赴英国、爱尔兰、伊拉克演出，在英国参加了杜伦的第2届“东方音乐节”。1985年6月，以王国潼为团长的民乐团去联邦德国参加西柏林艺术节。并先后在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端士等国举行18场音乐会。演出成为艺术节上最受人瞩目的艺术活动。1986年10月，林石诚、王国潼、胡志厚等组成的中国音乐家小组参加了法国的“秋季艺术节”。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演出了六场中国民族乐器传统音乐，并在法国国家电台做了录音。无论是古朴典雅的古琴独奏，还是粗扩豪放的管子独奏和二胡、琵琶独奏，都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1987年，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与北京佛教协会联合组建的“北京佛教音乐团”出访法国、瑞士、联邦德国的八个城市。他们第一次把中国佛教音乐带到了欧洲，我国艺术宝库中瑰宝之一的佛教音乐，给欧洲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7年9月至11月，中央乐团首次出访美国，在美国各地的24个城市演出了26场音乐会。演奏了拉威尔、德沃夏克、肖斯塔科维奇等大师以及中国和美国作曲家的作品。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欢迎。1990年10月，中央乐团百余人首次赴西班牙，在一个月时间的巡回演出中，在21个城市演出了22场。这次他们主要演奏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及德•法亚的作品。中央乐团的两次大规模出访，在促进中外艺术交流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90年代初又出访了葡萄牙等西欧四国，受到当地观众的热情欢迎。

1990年，作为中国国家歌剧团体的中央歌剧团，以庞大的演出阵容出访芬兰，在芬兰舞台上演出了《蝴蝶夫人》等经典名剧。中国的歌剧艺术首次亮相在西方舞台，此行受到极大关注和欢迎。

1996年，中央民族乐团以其整齐阵容首次赴美大规模巡演。这也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首次完整展现在西方的舞台上。在象征高雅艺术圣殿的美国卡内基音乐厅，中国的民族音乐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在90年代中期，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乐坛，以其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世界的听众。1998年春节，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新春音乐会，获得圆满成功授到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赞扬。1999年春节，中央民族乐团再度应邀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并把中国民族音乐带给了德国和丹麦的听众。

此外，地方音乐团体也频频出访，较有影响的是上海交响乐团1990年10月应邀赴美访问演出，并参加了纪念卡内基音乐厅百年诞辰音乐会，演出了柏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E小调第二交响曲》和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他们的演出得到了著名音乐家马友友和周文中的好评。《纽约时报》称他们“距欧洲文化并不遥远”。上海交响乐团访美期间，在十个州20个城市演出了16场，观众达三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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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我们在音乐技术理论译介和研究方面也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了第一期《外国音乐参考资料》。从1978年到1986年，共出版了40期，该刊大量登载国外音乐研究的最新成就、学术动态、乐坛信息等译文，受到音乐界同行的普遍欢迎。其中有些译文，如张洪模的《二十世纪作曲技术》、司徒幼文的《旋律艺术史》、刁蓓华的《指挥家的境界》等对音乐创作、表演实践产生过一定影响，有的已作为专著出版。除编译工作外，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对外国音乐及音乐美学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70年代至80年代，以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为两个基地，源源不断诞生的音乐技术理论的译著和专著。对于我国音乐事业的基础建设及音乐艺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另外，一些国际间的音乐节及理论交流活动，架设了中国音乐通往国际乐坛的桥梁。1988年，在美国举办了北美中国音乐学术活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中国音乐研究会，针对中国音乐的传统和未来，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美方专门邀请了中国国内和在美的20位中国作曲家介绍自已的作品、创作情况以及对东西方音乐观念的理解。讨论的内容涉及传统与创新、音乐技法、民族性与时代性、风格与表现等课题。这样的活动，为国际音乐界充分认识中国音乐现状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988年9月，在英国举办了为期五天的中国新音乐节。它多侧面、多品种地介绍了中国的新音乐。音乐节期间举办了五场音乐会，演奏的多是瞿小松、谭盾、郭文景、陈远林等青年作曲家的当代作品，担负演出的是英国BBC交响乐团和苏格兰音乐小组。当地新闻媒介对这次音乐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报纸上每天都有一至三篇评介艾章，认为中国青年作曲家的作品突破了欧洲模式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出对欧洲传统的反叛。同年，在英国多士顿大学还举行了首届中国音乐研讨会，来自日本、朝鲜、英国、法国、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荷兰的音乐学者参加了会议。

1990年2月，美国的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在美国波士顿举办了第1届中国现代作曲家作品音乐会。周龙的《离骚》、陈怡的《六重奏》、谭盾的《三重奏》由国外音乐家同时搬上了舞台。

同年，在成都召开了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来自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古琴研究家参加了会议，欣赏了古琴演奏并参与了研讨活动。

1991年，北美洲的中国音乐研究会、美国大学音乐学会在芝加哥举办了中国音乐对21世纪音乐的影响国际研讨会。80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他们对中国新音乐家对中国音乐乃至世界音乐的影响给予了充分重视。会议期间，开办了“中国音乐学习班”，并举办了第1届笙管与弹拨乐合奏国际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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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乐器的制作，向来是我国的一个弱项，青年提琴制作大师郑荃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郑荃在国际赛事上的频频夺魁，为中国制琴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开端。在意大利苦学多年制琴工艺的郑荃，在80年代末一鸣惊人。他制作的小提琴与中提琴，在国际上各类制琴大赛中不断获奖。郑荃在国际音乐界也成为知名人士。其成绩突出的一次是1990年6月，在参加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提琴制作比赛时，郑荃的一把中提琴获得一等奖暨最佳音质奖，两把小提琴分获优胜奖，而且这几把琴都是他学成归国后制作的。可见，郑荃的制琴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早在1987年，郑荃就在保加利亚索非亚第2届国际小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得中提琴、小提琴制作的第一大奖。至今，郑荃已在国际上拿到十多个大奖，在世界制琴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归国后，郑荃成立了自己的提琴制作室，力争使用国内材料制作出世界一流的乐器；同时，他还在慕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组成的提琴制作班上任教。1993年，天津乐器厂与美国某公司合作生产出的“伊斯曼”铜管乐器，也受到了音乐同行的好评。

编辑：李诚、文一